在上海，这是一栋并不太显眼的建筑，而现在每天都有无数仰慕者前来参观瞻仰，并在它门口留影纪念——他们有的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的是共和国成立后的劳动模范，还有各地的基层组织工作者，更多的是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他们或为信仰而来，或为感恩曾经的成长而来。然而他们共同的心愿是：跟着诞生于这座石库门内的一个伟大的政党，永远致力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福祉。
或许是这两年多次来这里的缘故，石库门的那些抹不掉的身影和声音，总在我脑海中萦绕……
他的名字我们都很熟悉，叫邓中夏。“五四运动”中冲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学生领袖、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百年前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这些身份是人们熟悉的，但他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重要筹备者身份却鲜为人知。而我从党史资料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中，看到了邓中夏为了“一大”召开而在石库门前后忙碌的身影。
1921年六月末的一天，邓中夏带着已经写好的准备向“一大”会议递交的报告，来向李大钊告别，并说明了他作为北京小组的“一大”代表将无法参加“一大”会议的原因：一是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二是重庆讲学，与“一大”会议的时间有所冲突。
李大钊向邓中夏交代，上海的会他可以不参加，但会议筹备工作还是要邓中夏张罗。
邓中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是革命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可能，都全力以赴做好。此时，上海方面已经通过秘密渠道来通知，确定7月下旬召开“一大”。7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结束，邓中夏立即赶赴上海，到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的博文女校。这是中共上海支部为了隐蔽而特意给外地代表安排的住宿地与“一大”会议筹备处。在此，邓中夏代表北京小组向大会筹备处递交了《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给中共一大的报告》，同时与上海几位筹备“一大”的同志一起商讨了会务议程和会议文件，他同每一个代表都交换过工作意见，这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起到了很大作用。
此时的邓中夏，虽已不是“一大”代表，但他却把“一大”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一一检查落实。他还与上海的“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一起，来到石库门查看会场，对会务人员座位、会场安全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座位都具体给予了指导性安排。
1921年7月23日，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栋石库门内举行，13位“一大”代表以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共15人参加大会。这房子的主人叫李书城，是“一大”代表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带家人到外地去了，中共秘密会议在此举行，从此也让这“李公馆”名扬天下。
“一大”会址纪念馆老馆长向我讲述邓中夏的经历时，若有所思地道：“像邓中夏这样参与建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数不少，他们虽然没有出席‘一大’，但他们为‘一大’召开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将永远留在石库门上。”
“来，我们一起在这儿照个相。”那一天，我在石库门前遇见一群穿着鲜艳、喜气洋洋、听口音是浙江人的中年妇女，她们正簇拥着在“一大”会址门前留影。
一打听，果然是浙江人。“我们是王会悟大姐的老乡，从浙江桐乡来的！”领头的一位女同志骄傲地说。
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会议的“秘密会务人员”，她当时的任务是在石库门放哨。1921年7月30日，中共“一大”会议还在进行之中。当晚，突然有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陌生男人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石库门内的一层房间，在屋内环视了一遍后，边称“找错了地方”，边退出门外。王会悟立即向正在楼上开会的“一大”代表们报告了此事。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马上终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
上哪儿才是比较安全的呢？“我想到了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同意了这个意见。”王会悟后来在《我为党的“一大”安排会址》一文中这样回忆。
为此，王会悟立即启程，先一步赶到嘉兴。她在城内包租了两间房间，作为代表们的歇脚地，然后又委托这家旅店租了一条游湖的画舫。不日，从上海来的“一大”代表们陆续来到南湖，在细雨蒙蒙中完成了建党大业。
“王会悟大姐的老家在我们桐乡。为了纪念这位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作出特殊贡献的老乡，我们家乡于2007年在她故乡乌镇西栅灵水居建了一座王会悟纪念馆。今天我们来‘一大’会址，就是来感受一下当年王会悟大姐临危不惊并将一生献给党的事业的勇气和精神的。”
“你们在家乡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对王会悟的这些老乡，我怀有特别的好奇。
她们告诉我，这次来上海瞻仰“一大”会址的都是由当地妇联组织的工商界女企业家代表。“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来向王会悟大姐学习，就是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也能像她一样，发挥顶起半边天的作用。”
呵，王会悟大姐，你能听到100年后来自你家乡的姐妹们所发出的声音吗？我相信你能听到，因为你和她们在民族和党的面前，血脉永远是相通的、相融的。
与石库门毗邻的“邻居”，是上海有名的时尚之地——“新天地”。
这个与“一大”会址一墙之隔的时尚世界，每天从上午开始直至深夜，都是年轻人、时尚者、中外游客与上海市民们最喜欢游逛的地方。在这里，既有中国著名的时尚品牌，更有来自全世界的顶级餐饮名店及奢侈品牌专卖店。到过此地的人，都知道“这里最上海”这话。确实，“新天地”是上海红色文化、江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交融地、聚集处。
“当时我们承担了这一片社区的保护性重建和开发工作，就把它定位为新的一片与‘一大’会址毗邻的反映中国现代生活方式的地方，因此简称它为‘新天地’——‘一’加‘大’，就是‘天’字，我们就这样定义的。”新天地建设参与者、学者周永平这样向我介绍。
“‘一大’会址的建筑标志就是石库门。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承担这片社区开发改造任务之后，就把保护和重现石库门元素放在重中之重，对旧石库门的每一块砖、每一根梁全部编了号，再认真精细地进行清洗处理，然后按原样砌筑上去。同时又对周边环境进行了大胆的时尚设计，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旧元素、新关系’的上海石库门地段的时尚中心。”周永平讲述了当年他们创造“新天地”的过程。
“在这里，整个街区，就是一个永远敞开和开放的天地，是我们上海人面向所有人的微笑脸庞。”周永平富有诗意地向我介绍。
花岗石铺地的步行街穿行在石库门建筑群中，让老上海人有了怀旧的好去处，而就在这种怀旧中又发现了石库门新的美。“到了石库门旁的‘新天地’，就等于看到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也就多少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在此诞生的原因和那一代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今天我们在这里都看到和感受到了。”周永平说，常听来此的“老外”这样感叹道：原来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所创造的美好生活，竟然如此打动我们的心弦。
本来就是这样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新天地”的世界里，容纳了数百家各式各样的商家，而你会发现，在这里没有一家的生意不是红红火火的。为何？我问如今负责新天地商务圈业务的赵列颖女士，她给出的回答令我深信不疑：因为这里有红色基因，因为这里有最典型的上海品质，因为这里有不断追求时尚和新潮的营商环境，所以人气特别旺，而且随着建党百年日子越来越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发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瞩目，新天地就像上海和中国的发展势头一样，会更加兴旺。
在熙熙攘攘的新天地中心步行街上，我随意走进了一家坐下来可以看见“一大”会址的西餐厅，向服务员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并提出希望与店主“聊几句”。
不一会儿，一位清秀端庄的女士坐在我的对面，笑问：“作家先生，您想知道些什么？”
“想知道你的生意怎么样。”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这儿的生意没有不火的，只有更火的。”她回答得很艺术。
“为什么？”
“因为在这儿的所有商家与生意，每天都是被新的潮流赶着、追着、涌着，你不火不行啊！”
可不是！我抬头看看四周，人山人海的观光客、购物者和前来就餐的人。“你这家西餐厅开了多长时间？”
“有20多年了吧。”她说，这里早先是一位法国人投资开的，她是应聘来的业务经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原来的老板回国时就把店‘折’给了我。现在它是属于我的了。”
“这一年多生意如何？受疫情影响大吗？”
“去年二三月份有影响，从四五月份开始就基本全部恢复了。今年春节以来的营业额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35%左右。”说到这儿，她的双目开始放光，接着道，“估计到五六月份增长会突破一倍。”
在聊天时，赵列颖女士过来了。从她那儿了解了更多的“新天地”经济形态：“其实，我们创造的社区商圈经济模式，对像上海这样的旧城‘腾笼换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新天地’模式现在已经普及到全国各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是我们在对文物性建筑群保护开发过程中创造的一种独特而创新的做法，同时又通过合理利用红色文化的优势，来促进和创造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继而带动整个城市经济。”
我知道，区区一块“新天地”，每年却能吸引1500万人次的消费者，它所创造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我们得感谢党领导下的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开放理念，因为有了它，才可能有我们新天地。在我们这里经商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籍人，他们中很多人每年都要上‘一大’纪念馆去参观、瞻仰，从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那些人身上，学习和汲取奋斗的精神营养，这似乎已经在这儿成为一种习惯了。”赵列颖深情道。
而此刻，在我的眼前，清晰地映出两行醒目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出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从这儿走向未来。